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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天中彩票2020-11-26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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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园慈善基金十五载:耕耘乡村教育,躬行社会公益******

  2022年6月,在新疆吐鲁番郭勒布依乡明园学校的新教学楼里,学生迎来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马伯伯”,他是中国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当马伯伯手举着一架银灰色的小巧无人机时走进教室时,教室里沸腾起来,孩子们发出好奇的询问,马伯伯与他们分享了无人机知识,并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用科技改变家乡面貌,为社会作出贡献”。下课后,马伯伯和孩子们来到操场上,一起放飞无人机。

  随着无人机一起放飞的,还有孩子们的梦想和希望。郭勒布依乡明园学校是明园慈善基金援建的第11所乡村小学,明园慈善基金出资为学校落成了崭新宽敞的教学楼,学生们还第一次拥有了竖笛音乐课和科技素养课。

  2007年9月26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明园慈善基金(下称“宋基会”、“明园慈善基金”)由马明哲及其家人出资成立。“关心和支持中国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成长,资助教育和文化事业,为回报国家、感恩社会尽绵薄之力。”马明哲先生在当时的致信中这样解释成立基金的初心。15年以来,依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坚强领导,明园慈善基金累计捐赠5000万元,为4000多名乡村儿童带去音乐、体育、美术等素养教育课程。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今年,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明园慈善基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以特色教育公益为核心,致力于扶贫帮困和赈灾、关爱妇女儿童以及青少年成长,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

  15所明园学校,15盏春天的灯笼

  每一次从经济发达的深圳,到偏远山村学校进行援建,仿佛提着春天的灯笼,去照亮大地的边远角落。

  “真没想到还有条件那么艰苦的学校!”2013年,当明园慈善基金的考察团队来到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八好小学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校园一角,靠墙摆着大大小小白色的塑料桶,那是学生们自带的储水桶。学校没有自来水,学生们用各自的储备水,淘米煮饭。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学生们大多住校,他们得自己做饭。

  明园慈善基金迅速决定,援建八好小学。

  八好小学是明园慈善基金援建的第6所乡村学校。2008年4月,广东省廉江市丰背明园学校举行教学楼奠基,由此开启明园慈善基金一年援建一间学校的助学之路。除教学楼的援建以外,明园慈善基金同时还进行了改造校门、翻建校园围墙、修缮操场等项目,提升受援学校的硬件设施。截至今年,共计援建11个地区15所学校。

  广东丰背明园学校的学生搬出了危险的砖瓦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教学楼;湖南西莲明园学校落成了,孩子们的教室里有了先进的多媒体设备,能上远程课了;新疆喀尔交镇明园牧业寄宿学校的学生,在父母秋冬转场放牧时不需要寄住亲戚家,可以住进新宿舍楼了……而在2017年9月,新学期开学之前,八好明园学校整体落成:崭新的教室、明净的宿舍楼、硬化的地面,让身边的世界宽大明亮起来。自来水也通了,孩子们拧开水龙头,就能用两公里外引来的山泉水,淘米洗碗了……

  地远不失志,家贫子读书。这15所明园学校的援建,每一所学校,都承载着当地民众、明园慈善基金双方深切的教育希望。时间会让更多的鲜花盛开,会有更多的小树参天。

  山野田间,竖笛吹响欢乐童年

  西藏那曲嘉黎镇明园学校,是明园慈善基金帮扶对象中条件最艰苦的:地处海拔4500米,高寒缺氧,气候干燥,寒冷的冬季长达半年,学生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

  “我们能吃上热饭热菜啦!”2020年8月11日,明园慈善基金援建的嘉黎镇明园学校新校区食堂落成,学生们抑制不住地雀跃欢呼。吃过午饭,他们急切地赶去参加新食堂落成仪式,还在仪式上竖笛表演《欢乐颂》。笛声悠扬飘荡在高原雪域,表达着孩子们真诚的欢喜和浓烈的感动。

  给这些孩子带来竖笛音乐教育的,也正是明园慈善基金。

  作为明园特色教育公益的核心,竖笛特色教育源于马明哲的小女儿马蔓莉的一次支教。那是2013年夏天,正在读高中的马蔓莉趁着暑假到广东文相明园学校支教。她带了自己的长笛,课间吹给孩子们听,没想到孩子们热情又好奇地围着她问个不停。“我从小就学钢琴,后来又学了竖笛和长笛,这都是城市孩子最基础的音乐教育,”马蔓莉感叹道,“然而这对这些乡村孩子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但我看到这些孩子同样爱音乐、同样充满天赋。”

  马蔓莉想为明园学校带去音乐教育,但学乐器的成本是高昂的,况且乡村学校连音乐老师都没有,学习难度也太高了。马蔓莉将想法告诉了母亲——时任明园慈善基金理事长陈园女士。陈园在声乐上造诣颇高,常在明园学校的各种仪式上表演歌唱,听了女儿的想法后很赞同,母女俩反复讨论怎么解决摆在眼前的难题。

  “我们就想到了,可以给孩子们教竖笛,一支竖笛几十块钱,不贵,竖笛只有六个孔,教起来简单,学起来容易,尤其适合短期支教教学。”马蔓莉说道。她的想法立马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就这样,竖笛课第一次随着支教老师走进了明园学校,没想到效果不错,孩子们特别喜欢学,课上学不够,还经常把竖笛带回家自己练习。

  经过8年的探索和发展,如今,竖笛课堂已经在15所明园学校生根发芽,针对乡村艺术教育“缺内容、缺老师、缺硬件、缺舞台”的短板,明园慈善基金提供了一个“互联网+竖笛教育”的整体解决方案,涵盖“线上课程、线下培训、夏令营实践活动、成果汇报”四个部分,形成完整的教育闭环。

  用爱支教,温暖乡村少年

  明园慈善基金的竖笛教育公益,缘起于马蔓莉的支教之行,历经多年发展,也始终离不了公益支教手牵手、心连心的志愿精神。

  “振兴乡村、志愿支教,让我们携起手来,帮助孩子们托起更灿烂的明天。”马明哲向来重视支教,并且以身作则。2017年,他曾经前往安徽六安顺河平安希望小学支教,2022年,他又前往新疆吐鲁番郭勒布依乡明园学校,观摩远程上课,亲自给孩子们上科技素养课。

  马明哲的支教精神鼓舞着他的家人。其夫人陈园女士曾到广西八好学校给孩子们上音乐课,教孩子们唱《花非花》;大女儿马莉莉追随父亲的脚步到顺河平安希望小学支教;小女儿马蔓莉后来又陆续到吉林靠山、甘肃邵寨、广西八好、云南荣棒等多所明园学校,给孩子们上竖笛课。“这些孩子没有音乐基础,我们支教老师临时上阵,怎么才能出效果呢?”马蔓莉回忆道,“我们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自制教学录像,让学校的老师看录像学基本指法,教给学生,我们再去教,效率就高一点。”

  这份珍贵的录像教程,来自另一位支教老师,他叫崔超,曾是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的一名员工。崔超从小学民族管乐,2016年开始参与明园学校支教行动,当时陈园理事长找到他,希望他能帮忙录制专门的竖笛教程,他一口答应下来。几经推敲,崔超选择了最简单的《小星星》作为模板,把不长的曲子分成三段,让孩子们能边学边复习,“有了录像,加上老师指导,学生两节课就能基本学会《小星星》,快速产生成就感,领略到音乐的魅力。”

  而令崔超记忆尤深的,还是那曲嘉黎镇明园学校的孩子们。学基础指法,崔超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孩子们黝黑的小手冰凉冰凉,尽力按住发音孔。初学不免笨拙,气息不稳,音量不够,按错发音孔时,孩子们抬起狡黠的眼睛,害羞地看一眼崔超。稍微熟悉指法,吹出连续的正调时,高原红的脸蛋会现出甜蜜的笑,眼里闪出光来。也是这些孩子,在两年的学习之后,最终能够落落大方地站上舞台,吹奏出一首高原上的《欢乐颂》。

  除了马明哲及其家人、平安公司的员工之外,明园慈善基金的理事也积极参与其中,理事王利平女士就曾多次到广西九同明园学校支教,他们带动了更广泛的支教志愿者。截至2022年6月,明园慈善基金共计派遣支教志愿者1056位,围绕竖笛教育,同时为孩子们带去体育、美术、科技、舞蹈、形体、声乐等丰富多彩的素养课程,用温暖爱心陪伴乡村孩子成长。

  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线下支教变得困难,明园慈善基金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的韩中健教授团队,开发互联网竖笛教育,克服偏远乡村设备缺乏、网络差等种种难题,安排专业老师对各学校进行每周至少一节课的远程教学,确保学生能够持续上课。

  从线下支教到线上支教,物理的距离变了,陪伴却更加亲密,孩子们和明园支教老师的感情日渐深厚。一根小小的竖笛,早已将跨越天南地北,将明园学生和支教老师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艺术的闭环,种下温暖的种子

  2017年7月,明园慈善基金第一届竖笛夏令营在深圳举办,明园慈善基金的理事们注意到一个小女孩,她叫蓝水兰,是广西八好明园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她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说话和对视,但排练竖笛时却特别认真,而且十分好强,有一股越困难越不服输的韧劲。

  恰好两个月后,八好明园学校落成,明园慈善基金来到学校举办落成仪式,理事们惊喜地发现,短短时间内,蓝水兰变了,她不仅会笑着打招呼了,还主动带队上台表演节目,当马蔓莉在仪式上吹起长笛,蓝水兰随着音乐摇摆着身体,整个人更加阳光自信,落落大方,让理事们惊奇之余,更大为赞赏。

  让学习竖笛的孩子们登上专业舞台,与著名艺术家同台演出,不仅能让孩子们得到专业指点,还能开阔眼界、提升自信,是明园特色教育公益闭环的最后一环。除了每年一届的竖笛夏令营,明园慈善基金还千方百计地为孩子们寻找多形式、多类型的表演机会。

  2019年,湖南和广西共三所明园学校学生参加了第一届“深圳声乐季”活动,与深圳交响乐团同台演出,同年,有37个明园学生参与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公益慈善庆典”的演出;2020年,相隔天南地北的八个明园学生隔空合奏竖笛为武汉加油;2021年,五所明园学校的学生在线上奉献了一场动人的竖笛音乐汇演,与著名表演艺术家连线合奏;今年暑期,明园学生再次参加了“深圳声乐季”,中秋节之际,明园学生还参加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主办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音乐给孩子们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在甘肃的邵寨明园学校,内向的史小浩通过竖笛学习,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广西九同明园学校,六岁的云佳欢从小父母离异,因为竖笛夏令营再次和妈妈说上话,扫去心里的阴霾;湖南西莲明园学校的吴仁坊,在线上竖笛音乐汇演中得到音乐家王宏伟、徐霞的鼓励,提升了自信;而广西八好明园学校的蓝水兰,今年参加第四届“深圳声乐季”音乐会,第一次完成了独奏,决心报考音乐附中……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美学与情感的教育,它能让孩子们感受到爱与希望,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温暖的种子。随着孩子们长大,这颗种子将会开花结果,孩子们会把温暖和爱传递给更多的人。”明园慈善基金副理事长陈园表示。

  扶困助弱,坚守回报社会初心

  明园慈善基金的公益项目,除了援建学校、招募志愿者开展公益支教行动之外,还设立了明园奖学金、教学金,开展校长培训,15年共发放明园奖学金128.8万元,699名学生受到奖励;共发放明园“奖教金”87.8万元,438名老师受到奖励。此外,还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特色教育公益,推进科学素养提升计划,通过捐赠科技读本、科学实验包、培训校长和老师等行动,为乡村孩子播下了科技启蒙的种子。

  作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下设的专项基金,明园慈善基金积极支持并参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各项工作。宋基金会理事会、宁夏彭阳县扶贫考察系列活动、青海省公益项目调研、西山乡中心学校援建项目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理事座谈会……明园慈善基金履职的身影随处可见。

  明园慈善基金遵照宋基会宗旨,践行扶贫帮困和赈灾公益,2008年汶川地震,明园慈善基金向灾区捐赠500万元;2020年春,新冠疫情暴发后,明园慈善基金联合中国平安集团迅速向中国医学科学院捐款1800万元,定向用于瑞德西韦三期以及其它抗击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陈园理事长还通过明园慈善基金、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等公益渠道,个人捐赠近200万元,用于各地疫情防控、赈灾救灾、教育发展及妇女儿童生活改善等。

  回顾明园慈善基金15年的历程,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明园学校学生在2019年参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音乐梦想基金启动仪式表演时,得到了宋基会主席王家瑞、副主席井顿泉、时任副秘书长唐九红等领导的关爱和赞赏;宋基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杭元祥率队赴青海省进行公益项目调研时,探访了当地明园学校;著名艺术家雷佳、王宏伟、徐霞等在“深圳声乐季”、明园线上音乐汇演等活动中多次对明园学生进行专业指导……这些关爱和支持是明园慈善基金发展的不竭动力,更让明园慈善基金坚定了回馈社会、报效国家的公益初心。

  “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幸福,公益的意义在于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多年来,明园慈善基金始终紧跟国家步伐,迎合时代发展需要,践行公益,回报社会,”明园慈善基金理事长马莉莉表示,“未来,明园慈善基金将持续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发光发热,不断耕耘,铭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下奋力前行。”来源中国网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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